去扬州,读欧阳修

要去扬州。临行前照例站在书柜前,左顾右盼挑选适合旅途读的书。携书出行是习惯,其中又有些极个人化的习性,比如纸张要柔软,宜摊开,体积也不宜太厚;再如去北方多选现代或外国书,去南方则常选古籍。没什么明确理由,强说的话,南方文人士大夫气息浓一些,选择古籍更契合?这次最后择出的,是欧阳修著作《集古录跋尾》。

去扬州必去大明寺,平山堂更不可缺。今天的平山堂是后人重建的,初始乃是欧阳修“作品”。宋仁宗庆历八年(1048)二月,将满四十一周岁的欧阳修到任扬州太守,在大明寺西侧修建了平山堂,供他和一班文雅之士日常聚会,觥筹交错,赏景做诗。因为建在小山岗上地势高,于堂中极目远眺,远山正与堂栏平,所以起了这名字。也从此成了文人墨客到扬州必参之地,古往今来,太多名家对堂感怀。千年之后,我从几千本书里择出欧阳修著作那一刹那,心里掠过的,正是平山堂的身影。

欧阳修以文、诗流芳至今,这本《集古录跋尾》不算他的主流著作,读的人不多。那时代的文化人,文、诗才是正经事儿,也才配得上主流之谓。可是,正经事儿外,谁还没点个人爱好啊。欧阳修的个人爱好之一,是收藏历代金石拓片。自三十多岁起,直至五十多,历时十八年,“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”,辑为《集古录》。大约四十多岁的时候,收藏量日渐增多,可能为整理之故吧,又“撮其大要,别为录目”,即对每一张拓片加以评述、考证,便有了《集古录跋尾》。应该和他那本《归田录》一样,算笔记类。

上了火车,开始读书。简体横排版的笺释者序言里,将欧阳修评为清代碑学之前驱。所谓“碑学”,与“帖学”相对。书法金石界向有碑帖之争,有人捧碑抑帖,有人捧帖抑碑,各执一辞。清代阮元著《北碑南帖论》和《南北书派论》,算是首倡了碑学。从这两本书的书名,也大致能看出分南北论书之意,碑学者大致觉得,北碑多朴拙粗犷,南帖多秀雅俊美。欧阳修呢?他在论及北碑之一“宋文帝神道碑”时说,“南朝士人气尚卑弱,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,未有伟然巨笔如此者”。确有前驱者的意思。我读至此,默默想到自己出门挑书的习性,不乏几分相应啊。

到了扬州先忙正事,和友人同赴鉴真图书馆捐赠书籍。好大的院子,宽敞清净。一位年轻法师先带我们参观图书馆藏书。我按馆内编目顺序,在书架间找半天,未见《集古录跋尾》,便向法师郑重推荐。理由自然少不了欧阳修做过扬州太守一条,说完又跟法师开玩笑:不过这位是出了名的排佛排道,独尊儒家,收他的书进来,会不会太给他面子了?法师宽厚地笑笑,没说什么。

正午,在图书馆院内的滴水坊吃斋饭,又和同行友人聊起以前读到的一则欧阳修小故事——他不喜欢佛教,遇到有人谈论佛书,就瞪人家。可他有个儿子小名偏叫“和尚”。人家就问啦,您既不喜佛教,为何还给儿子起这么个小名?欧阳修回答,小孩子起贱名好养活啊,没见好多人家管儿子叫小牛小驴的么?友人听了这故事刚要笑,看看周遭环境,又憋了回去。

欧阳修读书时,尊唐朝韩愈为先师。韩是著名的排佛人士,有名篇《原道》纵论佛道之不是,所以欧阳修对佛道,也立场鲜明持批评态度。不过二人风格有所不同,欧阳修比较冷静,不像韩愈那么暴脾气,他反对韩愈“人其人,火其书,庐其庐”的激烈做法,认为烧书、占庙绝非明智之举,应该“修其本而胜之”——从根本上改变人心。修本的具体内容是“补其阙,修其废,使王政明,礼义充,则虽有佛,无所施于吾民也”,纯正儒家道统。

不少前人著作中,说欧阳修晚年由儒转佛,成了佛教徒。证据之一是他晚年易号“六一居士”,其诗话著作就叫《六一诗话》。这大概有点想当然。他自己写过一篇短小精悍的小传,明说了“六一居士”的由来:被贬滁州时,自号醉翁(《醉翁亭记》即彼时所写)。后来又老又衰且病,将退休于颍水之上,更号六一居士。有人问“六一”指什么,答曰,藏书一万卷,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,琴一张,棋一局,常置酒一壶。人又问了,这才五个一啊?答曰,加上我这糟老头子,在这五个一之间转来转去,不就“六一”了嘛。你看,和皈依佛教也没太多瓜葛吧?可能是“居士”二字搞的鬼,殊不知居士一词,佛教传入中国前很多年,就有多人使用,《礼记》中有,《韩非子》中有,指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之人。

还有人罗列证据,说欧阳修与不少僧人过从甚密,并曾引荐僧人契嵩给皇帝,后来皇帝赐号契嵩为“明教大师”;他还有诗作写到僧人秘演,显示出彼此感情深厚……更有一些佛家著作里,白纸黑字写他受到一些僧人的教导。比较常见的,有南宋释志磐《佛祖统纪》里写他游庐山拜谒祖印禅师,“(祖印)出入百家,而折衷与佛法。修肃然心服,耸听忘倦,至夜分不能已”。《五灯会元》里也写到,欧阳修拜访浮山法远禅师,禅师借一盘棋与他说法,大致讲了些“肥边易得,瘦肚难求。思行则往往失粘,心粗而时时头撞”,欧阳修听完跟同僚赞叹道:“初疑禅语为虚诞,今日见此老机缘,所得所造,非悟明于心地,安能有此妙旨哉”……这类记录不少,但也不很多,经仔细阅读,要不就是第三者一厢情愿的描述,要不就是正常人的正常慨叹而已,都难以作为有力证据。

我的扬州之行,鉴真图书馆的正事办完,剩下的时间全部自由活动。白天兴之所致,四处闲逛;夜晚回了酒店,沙发里窝着,嚼着花生米静静细读《集古录跋尾》。心里惦记着欧阳修与佛教到底有怎样的关系,便对这层内容格外留意,不料就真看出些蛛丝马迹。

“梁智藏法师碑”一篇,说此碑由南朝梁湘东王萧绎撰铭,新安太守萧几作叙,尚书殿中郎萧挹书。然后议论:太守尚书均自称这位智藏法师弟子,“衰世之弊,遂至于斯”。显然心有不平,还有点跨越时空口诛笔伐当年二位大臣的意思。据篇末标注日期,欧阳修写这篇时五十六岁。

类似的意思,在“唐百岩大师怀晖碑”一篇再次表露。怀晖和尚是禅宗一代巨匠马祖道一门徒。这块碑,由中唐时期做过多部尚书的权德舆撰文,做过工部尚书的归登篆额,做过宰相的郑余庆书写。此外又有别碑,做过中书侍郎的令狐楚撰文,做过宰相的郑絪书写。对此欧阳修几近严斥道:“彼五君者,皆唐世名臣,其喜为之传道如此,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,其可得乎?民之无知,惟上所好恶是从,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学。”又,令狐楚所撰碑文中有“大师泥洹茶毗(“泥洹”即涅槃,“茶毗”亦作荼毗,即火葬)之六年,余以门下侍郎平章事摄太尉”之句,欧阳修简直要说是愤怒地骂道:“泥洹茶毗是何等语?宰相坐庙堂之上,而口为斯言……”

“唐放生池碑”一篇里还说道:“浮图氏之说,乃谓杀物者有罪,而放生者得福。苟如其言,则庖牺氏遂为地下之罪人矣。”

“隋太平寺碑”一篇,说此碑文辞毫无可取之处,“而浮图固吾侪所贬,所以录于此者,第不忍弃其书耳”。篇末标注,欧阳修写这篇时五十七岁。

同是五十七岁这一年,清明节后一天又写了篇“唐颜师古等慈寺碑”。先介绍此碑由来——唐太宗李世民打完一统天下的关键之役武牢之战,破敌王世充、窦建德,在战处建寺,称为阵亡将士荐福。至此欧阳修议论道:“唐初用兵破贼处多,大抵皆造寺。自古创业之君,其英雄智略,有非常人可及者矣。至其卓然信道而知义,则非积学诚明之士不能到也。太宗英雄智识,不世之主,而牵惑习俗之弊,犹崇信浮图,岂以其言浩博无穷,而好尽物理为可喜邪?盖自古文奸言以惑听者,虽聪明之主或不能免也。惟其可喜,乃能惑人。故余于本记讥其牵于多爱者,谓此也。”深为一代英豪被“文奸”所累而叹息,排佛之意昭然纸上。其中提及的唐太宗本记,指《新唐书》。二十四史之中有两部出自欧阳修之手,《新唐书》和《新五代史》。两部史书中,凡涉及佛教记事者,一律被删除了。

可能因为《集古录跋尾》只是私人化的笔记而已,倒是没像修史书那样赶尽杀绝,有不少牵扯佛教的内容。当然也是因为佛教经过唐代之盛,留有太多碑文,若也一律删除,必缺半壁江山。不过写到这些碑时,基本都大批特批文辞毫无价值,只为字写得好,或者字体前所未见等技术原因,才予以存留——前文所谓“不忍弃其书耳”。

五十七岁这年夏至日,大热,欧阳修写了“唐郑预注多心经”(“多心经”即“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”)一篇,也说“(字体)尤精劲,盖他处未尝有,故之而不忍弃”。然后还一揽子标注道:“矧释氏之书,因字而见录者多矣,余每著其所以录之意,览者可以察也。”

“唐龙兴寺四绝碑首”一篇里也说,只因法慎律师的碑额字好,所以只录碑额。顺便说:“律师者,淮南愚俗素信重之。”够不客气。

欧阳修敬尊韩愈,韩愈和柳宗元一向被世人并称为“韩柳”,而柳宗元一生好佛。柳曾为唐代著名僧人般舟和尚撰书《般舟和尚碑》,欧阳修论及此碑时说,韩柳二人“为道不同犹夷夏也”。进而他把韩愈经常夸赞柳宗元解释为不得已,是怕常人理解为争名夺利——“退之于文章每极称子厚者,岂以其名并显于世,不欲有所贬毁,以避争名之嫌,而其为道不同,虽不言,顾后世当自知欤?不然,退之以力排释老为己任,于子厚不得无方言也”。。。。

扬州旅次,彻夜不眠读完《集古录跋尾》,掩卷不禁莞尔。一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、被誉为中国金石学开山之作的书,被我当成扬州之行随行读物,又弃金石、美术、文艺于脑后,单单读出欧阳修的排佛之事,我也真够会钻荆棘小道儿的。天尚未明,睡意全无,上网继续搜搜有何关于此事的信息。

某论坛几年前还真有人激烈争论过欧阳修信佛抑或排佛。正方引了不少佛家典籍证明其信佛,反方也引了多种资料反对。基于读完《集古录跋尾》的印象,我偏向于反方的总结:欧阳修五十二岁时修毕《新唐书》,并未改变“有涉其事(浮图)者 必去之”的立场。在他五十五岁时写给蔡君谟的信中,仍称“浮图、老子为诡妄之说”。五十七岁时序《唐华阳颂》,仍批评“佛老弃万事、绝人理,,是畏死、贪生之说”。欧阳修六十三岁时更号“六一居士”,之后编了《六一居士集》,其中所有批判、排斥佛教的文章,特别是最著名的那篇《本论》亦未见删去。六十五岁,欧阳修去世。

晨曦已彻底钻透房间的厚纱窗帘,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洗脸刷牙,出门重游大明寺、平山堂。上次来扬州还年幼,走马观花不啻小梦一场;时隔几十年,再度站立于平山堂前,感觉有个又倔又能干,话还特别多的白胡子老头欧阳修,就在不远处站着,活生生的。“话还特别多”并非我妄议,欧阳修过世后,朝廷一班大臣要为他选谥号。一代大文豪,“文”字首先定了;另一个字开始选的是“献”,大臣们说,“公平生好谏诤,当加‘献’为‘文献’”。后来没通过,改成“文忠”,解释是:道德博闻曰文,廉方公正曰忠。

告别扬州那天,一个念头扑喇一声划过心海,我的出生地淮阴离扬州极近,不如顺道故地重游?可也仅仅只是一念而已,双脚还是一路平顺、不知不觉中踏上了回京的列车。浸淫在周围一片扬州方言中,又想起幼时在淮阴听南京话,感觉和普通话很接近;后来居北京,听南京话和淮阴话很接近。由此又想到,少年时读唐宋史,感觉唐宋和尧舜禹一般遥不可即,如今再读唐宋人事,感觉和“八十年代”的那些也差不太多。

就在那次法远禅师借棋给欧阳修说法中,禅师说:“休夸国手,谩说神仙。赢局输筹即不问,且道黑白未分时,一着落在甚么处?”说完无应对。良久,禅师说:“从来十九路,迷悟几多人。”北京居家也好,南下扬州也罢;大宋“国手”欧阳修也好,神仙般赋闲如我的现代人也罢;尧舜禹也好,汉唐宋也罢;信佛道也好,独尊儒也罢;古往今来,生老病死,南来北往穿梭不息,看似热热闹闹一场大戏,却也如下棋一样,从未跳出纵横十九路,关键只在迷悟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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